2023-2024年，北大国发院与网易财经、抖音联合推出系列深度专访：中国经济新动能。本文根据对北大博雅讲席教授、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林毅夫老师的专访整理。

  信心对于发展很重要。有信心的前提之一，就是要知道当前遇到的挑战究竟由什么问题导致。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对于国家发展而言，问题一定会很多，没有一个不有一定的问题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一个不有一定的问题的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问题可能比发展中国家更多。但咱们不可以一味地看问题，更要学会看发展的机遇，实际上任何一次进步都是抓住了机遇，推动了发展，为处理问题创造了条件，所以，才说“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不管是对当前困难的认识，还是对机遇的认识，都需要理论这张“地图”，因为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认知问题，洞察机遇，进而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对于经济发展，首要的当然是经济学理论。但经济学除了人的行为有动机，采取的行动需要有物质基础，会对激励做出反应等基本原理之外，没有那么多永恒的定理，而是不断演化。很多理论，包括主流理论往往也只是盛行一时。特别是发达国家，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个大家都去学习的热门理论，也就是所谓的主流理论，但过段时间又会有新的理论出来。

  世界是在变动的，任何理论实际上都好比刻舟求剑，剑从船上掉进水里，刻舟来找剑，不能说不对，也不能说一定对。比如，当一个人快上岸的时候，剑掉了，这个人又没有时间马上去找剑，所以就在舟上刻了一条痕，等到把其他事情办好以后再回来找剑，这样做不一定是错的。船不走水不流，刻舟求剑就是对的。但如果船走了或水流了，按刻舟之处去找剑，就会徒劳无功。理论也是这个道理。

  经济学理论有很多，发展经济学是其中一个分支。发展经济学不是解决发达国家的问题，而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来发展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开始追求工业化、现代化，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赶上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学就从主流经济学中分了出来成为一门新的子学科，很多经济学家投身其中。事实上，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说的，当一个经济学家全身心投入到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其他问题都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此，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学科。

  从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本身也在不断演进，经历了两波大的思潮。

  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目标都是让落后经济体实现赶超式发展，追上发达国家。在结构主义看来，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很高，因为发达国家发展的是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大工业，毕竟这些是典型的先进生产力代表。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低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其原因则是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主要都是传统的农业或是矿产资源产业。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要赶上发达国家，就必须做到生产力水平赶上发达国家，要实现这个目标则需要拥有发达国家那些先进的现代化资本密集产业。

  可是，那些资本密集的产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很难自然地发展起来，于是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存在落后文化、人民没有储蓄的意愿、对价格不反应等结构性问题，导致市场失灵，未能动员资源、配置资源到生产力水平高的先进产业所致。因此当时的结构主义就建议发展中国家由政府来克服市场失灵，直接去动员、配置资源，去对标发达国家，着重发展一样先进的资本密集、规模大的现代制造业。

  结构主义的出发点很好，理论逻辑和政策思路也很清晰，在当时很有说服力。不过，发展中国家按照这一理论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即使能把现代化的制造业建立起来，但这些制造业在国外有个名词叫做白象（white elephant，代指昂贵而无用之物）——看起来很大，却没有活力，也没有竞争力。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经济停滞，甚至出现各种危机，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越来越大。

  结构主义普遍失败以后，发展经济学家进行了反思和理论创新。到20世纪80年代，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启动改革开放时，盛行的理论变成了新自由主义。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政府领导下进行了长时间的努力。之所以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缺乏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先进的市场制度，政府对经济干预太多，因此就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寻租腐败。按照这一理论，若想把发展中国家经济搞好，就应该有完善的市场制度，以私有产权为基础，把资源交给市场配置，让价格信号发挥指引性作用，价格由市场自由交易形成。

  当时的发展中国家确实普遍存在资源错误配置的现象，政府的干预造成了各种寻租的机会，腐败现象非常普遍。因此，新自由主义理论听起来也很有说服力，但不管是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拉丁美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按照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制定政策后，经济却普遍崩溃、停滞、危机不断，经济增长速度比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结构主义时期还慢，危机发生频率也比那个时期更高，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接连失败的同时，有一些经济体却获得成功，缩小了跟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赶上了发达国家，这些经济体大部分在东亚。

  当世界银行和经济学家们总结这些东亚经济体意想不到的成功之道时，发现它们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就是基本没有按照当时的主流理论制定政策。因此，这些经济体的发展道路也被简称为东亚模式。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主流理论主张大力发展先进的、现代化的大制造业，而亚洲四小龙（指自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期间，亚洲四个发展迅速的经济体：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则是从传统的、落后的、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的加工制造业开始起步，这样的发展思路在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很多人认为，发达国家发展的产业如此先进，作为追赶的经济体不去迎头赶上，却着力发展传统的、小规模的加工业，怎么能赶上发达国家呢？但事实证明，它们反而赶上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在经历经济转型，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当时的理论认为要想转型成功就应该采用休克疗法——把市场应有的基本制度一次性改革到位，如果政府与市场同时存在，会比计划经济效率更低，是一种错误的转型方式。不过，中国、越南、柬埔寨，采用的则都是这种被认为是非常糟糕的转型方式，而这几个国家至今仍保持着既稳定又快速的发展。

  实际上，采用休克疗法的国家未有成功者，而且很快就面临着失败——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所以，主流理论分析问题时头头是道，颇有说服力，开出的药方也很清楚，非常容易让人接受，但没有真正把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条件分析清楚，所以不仅未能把病治好，反而使问题变得更糟糕。俄罗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它是一个高收入国家，无论科技水平还是经济规模，都曾与美国不相上下。推行休克疗法以后，经济崩溃、停滞，如今其经济规模还不及我国的广东一省。

  这些年，通过对大量案例的观察分析和理论方面的对照思考，我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这是一个新的经济发展转型及经济运行的理论。

  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什么？从表象来看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背后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也就是生产结构要不断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基础设施、各种制度安排的结构必须不断完善和提升。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运行是在各种给定的结构条件下进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经济体的结构和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命名方式，新结构经济学应该称为“结构经济学”，为了与早期的结构主义区分故称之为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不是固有精华的重新拼盘，不是简单地重复强调政府、市场有多么重要，也不是要把政府和市场简单地结合在一起，而是深入研究经济发展的本质所的到的结果。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给定、随时间可变、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第一性物质”特性的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禀赋和其相对丰富的结构内生决定了这个经济体在那个时点的生产结构、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制度结构。因为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这个时点的比较优势，生产结构符合比较优势会有最高的生产力，而要使生产结构所决定的生产力水平能够充分释放，则需要有与其技术特性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安排。要使企业家自发地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则需要有一个能够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这样的价格体系只有在“有效的市场”才能存在；要有适应于生产结构所需要的各种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则需要有一个“有为的政府”来克服基础设施和制度完善时必然存在的市场失灵。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不仅能解释过去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还能解释东亚模式或亚洲四小龙为什么成功，以及解释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转型不仅稳定而且能快速发展。

  更重要的是，新结构经济学还要能指导更多后发国家的稳定快速发展，实现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收敛。事实上，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制定政策的国家或者地区已取得了明显的理论运行效果。比如埃塞俄比亚是收入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传统上主要发展农业，按照经济发展是结构变迁的思路，从以农业为主的产业慢慢登上发展制造业的阶梯，基本上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新结构经济学不仅能应用于国家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也有适用性。从2015年开始，我持续关注我国新疆和田地区的经济发展。2015年，和田的人均GDP连全国平均数的五分之一都达不到。在当时全国332个地级市中，它是收入水平最低的。它为什么收入水平那么低？首先是因为人均耕地只有0.8亩，它是绿洲经济，有水才有地。同时，和田相对偏远，与国内国际市场的连通性不足，基本上没有制造业，260万人当中在制造业工作的大概不超过1000人。

  到2015年，和田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一，东部沿海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比较优势减弱，产业需要转移，可以转移到越南、柬埔寨，也可以转移到我们国内收入水平比较低的地方。第二，由于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和田的产品进入国内、国际市场的条件逐步具备。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思路对，很快就可以把它的制造业发展起来。

  从2015年开始，我每年都到和田去，也跟当地政府交流，建议他们抓住东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机遇，发展制造业。和田欣然接受了这一思路，很快就创造了十万多个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当地百姓跟政府讲，他们中的很多人在2015年之前没拿过工资，因为都是农民。现在情况大不同，和田的市面繁荣多了，有十几万工人，他们吃、穿、住、用都会带动当地的需求，一个制造业工人通常可以至少带动其他三个就业机会。所以我认为，只要有正确的理论，制定合适的政策，抓住发展的机遇，每个地方都可以发展得很快。

  新结构经济学对当前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还是不是适用？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在下降，甚至对美国未能保持连续的GDP收敛，而是有所反转？这就要回到基本的经济学分析。

  这里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速度快慢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的对比问题。

  中国人的惯性思维是，如果出现问题，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的国家，肯定存在很多问题，要勇于面对，要认清当前的经济形势，分析清楚当前的经济减速的原因，是自身积累的长期结构性问题所致，还是短期的经济与非经济冲击所致，抑或是外部问题造成。认清问题才能找对药方。

  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放慢，与国外的经济增长缓慢有关。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经济增长慢，导致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也使很多出口转移到东南亚等地。美国的消费品过去主要从中国大陆出口，现在消费需求减弱叠加出口地点的转移，从中国直接出口到美国的数量明显减少，影响经济增速。

  即便中国一部分制造业转移到了越南、柬埔寨，但若想完成产品的加工制作，中间附加值高的零部件也必须从中国进口。所以中国一方面对美国的直接出口减少，但另一方面对越南、柬埔寨的出口增加。问题是因为美国经济放缓，越南、柬埔寨对美国的出口也减少。不仅是美国，欧洲也是如此，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远远低于长期平均水平。

  当中国的出口企业产能利用率很低，投资就会减少，而且影响可能不止一年，现在还占经济主导的与出口相关的产业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进而造成许多人的家庭收入不及预期，大家消费也会相对谨慎一些。

  至于中国的经济总量和美国对比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比美国快，但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和美国的对比反而下降，则是受到汇率的影响。全球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使美国再一次成为资本的避难所，美元的坚挺影响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导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我国的经济规模和美国经济规模的比例下降，但按不变价计算则仍然继续上升。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自身的经济也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总体上，我们只有找对造成当前问题的最主要因素，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如果这是国际周期变动造成的，就必须采取逆周期的措施，应该发挥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多支持一些对冲周期的项目来拉动投资，恢复市场的投资增长，稳定大家的信心。

  新结构经济学不仅可以让我们从本质上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和速度变化，还能帮助我们认知和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大家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其实不同经济体的实力基础也决定了国际格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如何产生的？最根本的还是经济格局的变动。

  在整个20世纪，美国都是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主导者。从1900年代八国联军中的八国，到2000年的八国集团，只有一个奥匈帝国换成了加拿大。这八国的GDP100年的时间段内都占全球GDP的50%左右。唯一的巨变就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到2018年八国在全球GDP中的占比退到了35%左右，从半壁江山变成了三分天下。这也是我们称之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原因。

  随着中国持续地崛起，美国试图采取各种政策压制中国的发展。奥巴马时代提出重返亚太，加强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联盟，企图依靠军事力量来包围中国。特朗普时代改为贸易战、科技战，拜登把此前的政策全部继承下来，还计划组成所谓的民主同盟，跟中国脱钩。

  现在，中美两国的GDP总量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第一、美国第二；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美国第一、中国第二。无论如何，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摩擦都会给世界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为百年未有之格局。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既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格局的变化，那么这个经济格局到了什么程度后，作为最大经济体的中国跟第二大经济体的美国会进入到一个稳定和平的状态，并且美国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国是比它更大的经济体这样一个事实？

  我个人的看法是还需要中国继续发展，尤其是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时，美国大概就会心悦诚服。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人均GDP达到美国一半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中国可以动员的物质力量就是美国的两倍。不仅如此，如果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北京、天津、上海以及东部沿海省份4亿多人的人均GDP大概可以达到跟美国不相上下，因为彼此的人口规模、收入水平、经济体量均大致相同。但更重要的是，人均GDP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平均产业技术水平，意味着到那时中国就有了一个经济体量跟美国相同、产业技术跟它也处在同一个水平的经济体。美国大概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卡中国脖子的技术手段了，至少双方在技术上互有长短，能够互相制衡。

  到那个时候，美国当然还是高收入国家，还有很多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的企业，但先进的技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只有通过大量的研发投入才能取得技术的突破，才能维持在世界的领先地位。有多大的利润决定有多大的市场，那时候中国会是有美国两倍大的、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拥有中国市场，这些公司才可以有很高的盈利；如果没有中国市场，它可能就从高盈利变成低盈利甚至不盈利。而盈利状况影响的不只是当前。只有高盈利才有办法保持较高水准的研发投入，保持技术的领先。如果没有中国市场，美国很多的技术领先企业也可能就要因技术停滞而遭到淘汰。

  因此，是否拥有中国市场会影响到美国经济的根基。在这种状况下，美国为了自己的经济稳定和发展，必须跟中国搞好关系。

  所以我们要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关键的还是要保持、利用中国现在的发展优势。中国现在85%的产业还是在传统制造业上面，这些产业可以利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后来者优势来快速发展，中国还有15%的新经济，这些新经济能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新经济不仅新，还有一个特性，即通常它的产品跟技术研发周期都特别短，主要投入是人力资本。中国有14亿人，在人力资本密集的产业研发上有优势，而且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有世界最大的市场。同时，中国有全世界最完备的制造业，新技术、新产业、新想法在中国很快就可以变成产品，这就是中国的综合优势。把这些优势用好，我相信中国仍可以保持比较快速的增长，能够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国的图谋是跟中国脱钩，尤其是带动一批国家与中国脱钩，使中国难以利用国外市场、资源及技术，回到封闭发展的老路，从而降低效率，放慢产业结构的跃迁速度。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要做好两样事情，一是保持开放，而且扩大开放，能引进的技术还要想办法引进消化吸引再创新，让中国的产业结构不断向世界前沿水平跃迁，不要闭门造车。二是针对美国严格限制，我们通过其他国家也实在买不到、换不来的技术，有针对性地采用新型制来突破美国的卡脖子。

  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一家独有的技术并没那么多，只要某一项技术我们确实需要，其他国家已经有，我们就要想办法去学习和引进，避免主动扩大美国的包围圈，要始终努力扩大我们的朋友圈，千万不能把双循环变成内循环。我们一方面要保持本土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向全世界开放中国市场。其他国家要维持自己的稳定、发展、就业，同样愿意跟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利用中国这个大市场。

  比如澳大利亚是所谓五眼联盟（由五个英语国家组成的情报共享联盟，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员，不管是矿产资源、农产品，还是龙虾等生鲜品，如果打开中国市场，不仅收益可观，还能增加就业。所以在2023年11月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面对媒体的镜头，拿起展台上的澳大利亚龙虾，现场“带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国际环境，这是最好的化解美国企图孤立中国的方式。

  当下，中国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上，假如没有发展就没有高质量。首先中国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有丰富的内涵：是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涉及的领域非常多，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要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以及高质量发展的任务都能够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求创新，如果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那创新出来的技术所在的产业就在国内国际市场有很大的竞争力。在这种状况下，政府的税收就会增加，并且企业有自生能力了，就不需要保护补贴，政府就有更多的资源来做补短板的事，从而协调地发展。

  当企业符合比较优势时，才会有能力和意愿采用绿色的技术来发展。而且一个地方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政府才会有更大的意愿、能力去推行环保政策。同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才必然是开放的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可以创造最快的发展、最大的竞争力、最多的就业。可以让依靠工资作为收入来源的广大群体能够在发展过程享发展红利。

  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按照比较优势来进行创新，各个地方的发展也是这个道理。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才是共享的发展。

  有一句古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大家的收入水平才能提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能协同发展。同理，绿色发展将带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国是开放的发展，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其他几个国家，这会是一个和平的共享繁荣的发展。

  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和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都有很多维度，抓手还是要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并且在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进行技术创新。这样的话，中国式现代化的各个方面，还有新发展理念的各个维度就能够同时实现，就可以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的方式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

  判断比较优势需要政府与市场、与企业共同的努力。比较优势的前提是必须有完善的市场体系，由市场来形成各种价格信号，引导企业家选择产业、选择技术，其实就是靠市场来带领企业的选择，这个选择是企业家决定的。

  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必须有企业家愿意冒风险去选择新产业、新技术进行创新。先行的企业家要冒更多的风险，就必须有激励补偿。同时先行的企业家选择的产业、技术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只是生产所带来的成本低。在市场之间的竞争当中是总成本的竞争，总成本包括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决定基础设施到不到位，各种制度环境、制度安排是不是合适。企业家自己解决不了基础设施和各种制度安排问题，这就必须由政府来解决。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有两个制度前提，一个是有效的市场，靠市场之间的竞争提供正确的价格信号，引导企业家做出选择，同时需要有为的政府来帮助企业家，鼓励企业家成为先行者，为他们提供激励补偿，并为他们解决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瓶颈限制。所以应该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两只手共同发力。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到处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政府有为的目的是帮助企业家克服市场失灵。如果市场失灵，政府不去帮助企业家克服，那就变成了不作为的政府。如果政府的作为超过让市场有效，那可能会造成新的扭曲，会变成乱作为。所以这里的边界是看市场失灵在啥地方，政府帮助企业家克服市场失灵，让市场恢复为有效。

  现在主流经济学主要解决发达国家的问题，发达国家市场失灵的地方可能跟中国不一样。比如过去一段时间，大家认为政府不应该去做支持教育、基础科研之外的事情，因为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为发展新产业去支持基础设施的发展。可是在发展中国家，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会限制企业的发展。不能因为发达国家不强调政府去解决基础设施的瓶颈，发展中国家就不应该去做帮企业解决基础设施瓶颈的问题。过去我们大家常常以发达国家做什么或是发达国家的理论倡导什么作为政策的参照系，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因为发展的前提不一样，经济基础不一样，在发达国家做的事情跟发展中国家可能不一样。

  新结构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最大的差异是参照系变了，新结构经济学先看发展中国家自己有什么，再通过你自己有的什么能做好，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把能做得好的做大做强，这才是重要的事。这种分析方式有利于把我们的经验总结成一套大家听得懂的语言，来提高中国的话语权和软实力。

  最后我想对年轻人说几句话：任何时代都有挑战，任何时代都有机遇，最重要的是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要认清自己、认清时代的机遇，把自己的能力充分的发挥出来，努力把每一件事情做好。若能做到这点，一个人不管在任何时代都能做出属于自身个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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