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杭州“六小龙”被冠以“神秘东方力量”之名在全球科学技术圈掀起飓风,当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AIGC等硬核科技从西子湖畔走向世界竞技场,浙江——因杭州这座被互联网基因浸润的城市,正在孵化一场静默而汹涌的科技革命。省科协、浙商发展研究院(浙商智库)、《浙商》杂志、世界浙商客户端联袂推出“科技新浪潮”大型系列报道,揭开新时代浙商军团破局全球科学技术博弈的密码。
今天推出“科技型企业家”第二篇,杭州华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骆建军:把学科建在产业上。
骆建军作为我省首批科技型企业家之一,他剖析对科学和技术的认知,倡导科技公司和工科高校(研究所)“把学科建在产业上”,形成新质生产力,以科技改变生活。
骆建军在美国工作和创业十余年。2011年,他带领团队回国,创立了杭州华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澜微)。同时,也接受母校邀请,接过导师邓先灿先生的衣钵,执掌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研究院(下称杭电微电子研究院)。
经过十多年持续不断的努力,骆建军带领团队秉持“工匠精神”,研制成功并产业化一系列填补国内空白的存储控制器芯片,包括中国大陆第一颗eMMC控制器芯片、第一颗SATA固态硬盘(SSD)控制芯片、第一颗数据加密的USB盘控制器芯片、第一颗SAS控制器芯片、第一颗HBA硬盘阵列控制器……
这一系列高端芯片的国产化,满足了国家重点装备和重大工程对核心芯片的迫切需求,而且部分芯片已确定进入国际主流市场和应用系统。其中,中国第一颗SATA固态硬盘控制器芯片,2014年11月23日被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评价为:“中国硬盘产业的重大技术突破。”该成果获得了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为我国数据存储和信息安全芯片领域作出了贡献。
华澜微的技术优势引起美国政府高度关注。2021年7月,美国商务部把骆建军创建和领导的华澜微和杭电微电子研究院一起列入“实体清单”,实施制裁,导致华澜微的业务受到部分影响,海外交流合作遇到一些障碍。
对此,骆建军认为,各种竞争和困难都是现实,是挑战,但芯片产业是高度国际化的产业,从技术难度、工程规模、知识密度评价,集成电路无疑是人类文明迄今为止最为复杂、最高难度的工业产品,没有一个国家或一家公司能够孤立起来、靠自身封闭发展。因此,华澜微仍坚持国际化合作,提高适应国际环境和国际规则的能力,脚踏实地稳步前进。
骆建军认为,创新创业是要有情怀的,因为这是一条千难万险的道路,是对人性的考验。他给公司定义八个字的精神指导:“激情创新,用心造芯”——对创新要满怀激情,对于产品即“芯片”要用心。尤其是,对核心技术要有耐心,不能浮躁,宽阔道路肯定已经被人走过无数遍,剩下崎岖道路通向硬核科技没有捷径,我们一定要在高山、大河面前,坚忍不拔和创新开拓。
2023年华澜微产值达到5.6亿元,全球各地员工近300人,其中73%是研发人员。公司获得100余项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包括13项美国专利),其他知识产权包括集成电路版图等超过百项。华澜微已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浙江省隐形冠军企业等多项资质。公司联合杭电微电子研究院,共同建设“浙江省重点企业研究院”、“浙江省数据存储重点实验室”、“信息安全与集成电路浙江省工程研究中心”等科创平台。
骆建军是浙江诸暨人,求学阶段,就展示了一条“学霸”之路。1987年,他毕业于诸暨学勉中学,是该校当年的高考“状元”;199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1993年初,提前一年毕业,获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受到阙端麟院士和邓先灿教授的联合培养,1997年获浙江大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骆建军任职于杭州东方通信,在其国家级技术中心建立起了集成电路设计的力量,开发成功光纤通信集成电路芯片。2001年赴美国硅谷工作;2002年,他跟随楚传仁一起创办了一家集成电路芯片设计企业,开始了“冒险历程”。
对于骆建军而言,创业是自然的事。因为从本科到博士,再到赴美工作,他一直在集成电路领域耕耘。本世纪初,他敏锐地注意到数码存储技术将取代胶卷和磁带存储技术,于是果断地把业务往此领域延伸。“当时美国闪存(Flash)产业也才起步,我们在硅谷创业,又吸引到风险投资,和美国同行基本是同一时间起跑,所以在研发和产业化上才有机会占得一席之地。”
固态硬盘,不同于传统硬盘把数据存放在磁带中,而是把数据存在特种的半导体晶体管内(通常是闪存即Flash存储器件)。假如一张照片像素1兆字节,意味着要用几百万个字节、相当于几千万个晶体管来存储;一个1T字节容量的硬盘可以容纳几十万张1兆像素的照片。固态硬盘由两部分芯片组成,即存储器芯片和存储控制器芯片。如果把存放数据的存储器件看作仓库,那么硬盘控制器就是仓库的看门人,负责根据电脑指令读写数据、管理数据。华澜微即专注硬盘控制器芯片的研发。
骆建军形象地解释芯片:“一颗芯片,拿到一般的显微镜下看,就像是一张杭州市地图;拿到更高级的电子显微镜下看,就能看到门电路乃至晶体管,相当于每家每户的窗户、阳台乃至一扇扇门,而金属连线就好比一条条马路,形成八层、九层甚至更多层次的立体交通。手机存储卡的容量,基本上一年翻一倍,密度慢慢的升高,在芯片内部,相当于本来一个房间住一个人,现在住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人,存储密度慢慢的升高,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数据容易丢失(误码),我们要去克服它。”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加快速度进行发展,骆建军表示,大模型计算速度慢慢的变快,意味着数据存储、数据读写、数据交换也慢慢变得快,对存储控制芯片提出更高需求,“就像一幢大楼或一座城市,如果停车场很小或进出很慢,车辆管理混乱,总是堵车甚至碰撞事故多发,那么大楼或城市的吞吐量也快不了。”
骆建军介绍,未来,华澜微的业务会往大数据中心服务上发展。数据中心在国内外越来越普遍,一个机房里有几万、几十万个硬盘,需要专门的发电厂为一个算力中心供电。算力中心一部分功能是计算,而约2/3的设备用来做数据存储。华澜微要做的,就是让数据中心容量更高、速度更快、体积更小、更省电。“本来要用一幢大楼来存储,能否仅用一层楼?本来要一个发电厂供电,能否仅用三分之一?”
骆建军认为,高校的实验室应该积极开展类似DNA存储研究等未来中长期的科学技术,而像华澜微这样的企业,应该先把眼前的产品做好,同时开展未来三五年后的技术预研,比如,如何进一步把存储密度增加,让我们消费者每年花同样的钱得到成倍的存储容量。
骆建军坚持认为,需要严肃审视“科技”两个字。它包含了“科学”和“技术”两个含义。“科学”是探索自然界的规律,不一定直接对应产品、不对应经济效益,是基础性的知识,比如万有引力理论、相对论;而“技术”就更为具体到如何改变世界、改善生活,比如,制造汽车和飞机是技术,生产具体的产品,直接改变生活、产生经济效益。从这个方面,骆建军说:“我不是科学家,我是技术人员,是工程师,我们大部分工科院校的教授们都是这一类。”
骆建军认为,新产业、新技术必须建立在基础科学的“地基”上,才是真正站得住脚的科学技术创新,才能够脚踏实地走得长远。从人类文明的角度,人类的存储方式经历了从结绳记事、甲骨文、竹简、纸张,到胶卷、光盘、磁盘,再到今天的集成电路硬盘(固态硬盘),都是以基础科学为内生动力,驱动和支持技术发展,引起产业革命。
骆建军说,从长远角度,已有新的存储技术在开展实验室研究,比如DNA存储。“人类基因DNA是最有效率的存储方式,它容量大而体积小,小到在一个细胞里就能复制,能量消耗少,可靠性高。”他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20年之内,DNA存储一定能实用化,除此以外还有神经网络、类脑存储,也许还有更先进的光量子技术突破,普及全息存储。
骆建军在存储控制器芯片的架构、闪存空间的管理算法、闪存误码纠错算法、数据高速加解密电路等方面均有基础研究成果。例如,提出了新型多核多通道单芯片硬盘控制器架构,实现了分布式多核总线竞争协同处理,提供了高密度/大容量、高可靠性、低成本固态硬盘的新途径;引入仿生学“复(蝇)眼”概念,针对闪存数据管理提出“快照复眼防护”,提高了硬盘存储的可靠性。
骆建军在IEEE Transactions等国际权威工程和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获得了数十项国内外发明专利,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倡导“学科建立在产业上”的理念,助力该校微电子集成电路和计算机数据存储领域学科水平提升。其中,全国首批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18个博士学位点,杭电名列其中,是唯一“双非”高校;计算机学科更是跻身学科评估A-类。
骆建军带领华澜微和微电子研究院成为了“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典范,实现了一系列芯片的国产化,引领和保障了我国存储卡、移动硬盘、固态硬盘乃至硬盘阵列的产业高质量发展。2022年,何梁何利基金授予骆建军“科学与技术创新奖”,2024年他获评浙江省首批科技型企业家。
骆建军对自己的定位是工程师、工科教授,认为带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工程师、科研工作者首要的责任。他说:“工程师的工作重点就是跟产业对接,而工科教授研究的东西就是要改变世界、改变我们正常的生活,要尽量学以致用,产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他认为,技术改变世界,同时拉动经济建设,比如,数码相机替代胶卷相机,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看得见的便利,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公司英伟达市值达到2万亿美元。
骆建军获得了“2019全球浙商金奖”,但是他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企业家。在创业初期,科技公司往往是技术和经营“一把抓”,但是到了成长期,他认识到必须逐渐引导公司职业化。他“三顾茅庐”请到东方通信原副总裁王文奎先生加入华澜微,担任总经理、法人代表。他认为,公司的运作和科研不同,职业经理人做总经理有利于企业运作。“经营企业是很现实的事,每天要管员工的薪水,甚至员工家里吵架了经理人也得去安抚,很多事情职业经理人更擅长。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也许搞研究搞技术我是九十分,但是搞经营我就不及格,而王文奎先生做经营是九十分。”
他认为,和一般企业不同,科技型企业往往需要一个精神领袖,以决定公司的技术方向。“许多职业经理人不一定可以坚持技术方向,他们的岗位工作职责决定了他要从现实出发,每天早晨起来就得面临一天的员工薪水、水电费和房租费,所以,一定要考虑哪里赚钱就往哪里去。但是,精神领袖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必须是偏执狂,经得住诱惑,一心‘向西天取经’。只有执着于未来科技大方向,才能成就一家科技公司。像比尔盖茨、乔布斯,都有一种执着,带着资深团队像金刚钻头一样往前突破。职业经理人负责跟进,把战场打扫好,把阵地巩固好。公司技术做好了,职业经理人给卖出去,把产品做得更可靠。”
在支持科研工作者创业、推动科技成果产业转化上,骆建军说,浙江省是走在前沿的,给高校教师松绑。“在创业中,浙江省厅对我们都非常理解和关怀。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政策也非常开明,只要大家有能力有欲望去做强大,都是不遗余力支持的。”
谈及当前全国层面的创业环境,骆建军认为,目前还是存在非货币性资产的认可度障碍。“高校教师研发技术出了成果,要创业或者技术转移到产业界,存在非货币性资产的估值问题,以及当前资产价值和未来价值的不确定带来的问题。比如一项技术值100万元,如果产业化失败,公司价值是0,那是不是国有资产流失了100万元?如果成功了,100万变成1亿,创始人拿回家1000万元,是否有问题?大家也都在摸索,只是步伐不够快,不够彻底。”
“有一位校长对我说,面对利益思想应该更开放,即使学校一分钱都不向企业收,企业成功变成百亿市值的公司,此公司虽然没有直接向学校交钱,但是从全国层面来说,税收总在地方上的,养了这么多员工总是地方上的,产品和技术总是中国的,最终这个企业或者企业家捐款给学校,也是可预期的。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上,企业就是中国的。这位校长很有高度、心胸宽广。”骆建军说。
骆建军说,浙江省政府对华澜微的帮助非常大。“在我们初创的前五年,省厅就给了我们一个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两化融合)。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而是表明政府部门对一家民营初创企业技术的认可,让我的客户知道华澜微是一家科技公司而不是‘忽悠人’的公司,是政府公信力的背书。”
最近5年,华澜微一直在做新品研发,每年投入约1亿元研发费用。骆建军介绍,公司短期目标是把研发的产品转化,实现产业化,努力成为国内有突出贡献的公司;中期目标是把企业变成国际性企业,在全球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并和高校联合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创新平台;长期目标是希望探索未来存储新技术,成为下一波原创存储技术的源头。
骆建军认为,科学技术创新需要较长周期、较大投入。“种下一棵树,不太可能明天就结果。像在我老家,种棵香榧树,要十几年后才开花结果,这个果子就值钱。虽然我们有科研成果快速转化的欲望,但也要有心理准备。”
骆建军说,浙江省有活跃的长期资金市场,投资界懂业务、有情怀,比如国资的萧山开发区产业基金、杭实投资基金,民资的赛智伯乐、普华等耐心资本等,这些都是在浙江创业的独特优势。
骆建军有一个远期目标——在政府支持下,凝聚产业集群,把浙江省的数据产业做实做硬。“浙江省是数据大省,但大部分集中在软件和应用上,没形成大数据领域的高端制造业,比如芯片加工、芯片封装、电路板制造、服务器生产、数据中心系统制造生产等。如果能形成大数据存储高端制造业的硬核基础,将带来几千亿美元的产值。”
骆建军特别强调,浙江省的科技产业内生活力非常强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浙江大学半导体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启了半导体材料产业,从浙大海纳到金瑞泓,形成了数十家企业的集群;上世纪九十年代,东方通信的“大哥大”引领了波导、UT斯达康为代表的无线通信产业集群;本世纪初,海康威视、大华和宇视等,凝聚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安防监控产业集群;2010年后,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产业风起云涌……几乎每个十年,浙江都会打造出一个新产业。
因此,他非常自信地、以诗人般的浪漫口吻说:“钱江科技潮,十年兴一浪。今天,是大数据硬核科技的时代!”
科技型企业往往需要一位精神领袖,而骆建军便是这样一位充满激情且极具创新精神的卓越引领者。他对数据存储领域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在研发技术方面更是执着追求,着实令人钦佩。他大力强调科技与产业的紧密结合,积极倡导 “把学科建在产业上”,为科学技术创新开辟了全新的思路。创业初期,困难重重,而他凭借着对技术的不懈执着以及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引领团队持续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
他积极推动科研成果转化的同时,也为行业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他的努力与贡献,不仅为公司能够带来了辉煌成就,更为我们国家科技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在骆建军的身上,我们真切地看到了一位科技型企业家的担当与情怀。他的创业历程和精神品质,必将激励更多的人投身于科学技术创新事业,为实现科技强国的伟大梦想而奋力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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