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少时，新加坡是一个神话。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快速地发展、高薪养廉，还有著名的鞭刑，都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我对这一个国家一直缺乏足够好感，原因很简单，我崇尚法治社会，却讨厌过度的威权，新加坡恰恰是一个典型的威权主义国家。这种观感直到今天仍然没改变，但毋庸置疑的是，在世界发展史上，新加坡是一个奇迹。

  在经济学领域，有几条著名理论，包括“热带地区不也许会出现高效率经济体”，“没有经济腹地的城邦在充满敌意的地理政治学中必然萎缩”，“威权体系与市场经济无法共存”。在漫长历史中，这些理论都印证了自己的正确，但事情总有例外，新加坡就是这个例外，它打破了上述所有理论。2021年4月，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亚洲各国和地区的人均GDP榜单，新加坡以58902美元的人均GDP登顶第一，全球排名第八。

  作为一个毫无自然资源的弹丸之地，在居民文化背景差异巨大，邻国虎视眈眈的情况下，新加坡为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不可思议的崛起？

  人们对新加坡的印象，普遍集中在经济腾飞时期与现在，似乎这一个国家、这片土地从来没有历史。

  事实当然并非是这样，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海洋史教授、全球海事研究中心主任、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专家约翰·佩里在《新加坡：不可思议的崛起》中就从14—15世纪讲起，追寻那些抵达这片土地的移民、海盗、商人与征服者的脚步。

  当然，新加坡的历史还要追溯到更久远的过去。公元3世纪时，这一带已有土著居住，“蒲罗中”是新加坡岛最古老的名称，意为“马来半岛末端的岛屿”。

  新加坡后称淡马锡，8世纪属室利佛逝王朝。11世纪，南印度注辈国兴起，大举东征，攻占室利佛逝首府巴林邦，逼其迁都，淡马锡等属国也趁机摆脱羁绊。后来，圣多罗伏多摩来到新加坡，建立僧伽补罗国，梵文意为“狮子城堡”。王位传至五世，为麻诺巴歇所灭。

  马六甲王国建立后，借助马六甲海峡的优越地理位置，很快成为东南亚的国际贸易中心和东西方交往转口站，新加坡一带也随之发展。大航海时代后，随着葡萄牙与荷兰人的到来，新加坡卷入区域博弈中，17世纪逐渐没落。

  18～19世纪是马来柔佛王国的一部分。1819年，英国人史丹福·莱佛士代表英国东印度公司抵达新加坡，与柔佛苏丹订约，开始在新设立贸易站。1824年，这片土地沦为英国殖民地，成为英国在远东的转口贸易商埠和在东南亚的主要军事基地。

  也是在此之后，作为自由港的新加坡，吸引了来自周边各国的移民，快速地发展成为一个以华人为主，包括马来人、印度人和欧裔人等在内的多元种族的东南亚商贸枢纽。

  1942年，新加坡被日本占领。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支持马来人并利用告密政策，鼓励马来人告密华人和杀害华人，拉大了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隔阂和仇恨。《新加坡：不可思议的崛起》一书中写道：“占领初期，日军发动‘肃清作战’，实际上的意思就是选择性的大屠杀。没有人晓得究竟有多少人遇害，粗估可能高达九万人。正确数字迄今不明，因为日本人没有德国人那样数字精确。”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恢复殖民统治，次年划为直属殖民地。战后的新加坡已经与战前大不相同，人民要求在政府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总督的权力被分散，一个由官方人士及被任命的非官方人士组成的顾问组成立。1947年7月变为两个分开的行政及立法会议，1948年3月20日，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选举；1953年底，新加坡修改宪法，享有较大的自治权。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

  1958年8月，英国国会通过了《新加坡国家法令》，新加坡从此实现了完全自治，英保留国防、外交、修改宪法、宣布紧急状态等权力。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1963年9月16日与马来亚、沙巴、沙捞越共同组成马来西亚联邦。

  加入马来联邦后，新加坡与吉隆坡中央政府立即发生矛盾。政治上，马来政府推行“马来人优先”原则，推行排华政策，而新加坡恰恰70%是华人，这引发了民族矛盾，给新加坡社会以沉重打击。经济上，新加坡是自由贸易港，与马来联邦经济政策不配套，片面执行马来联邦的关税政策势必打击到新加坡经济。

  马来西亚也认为新加坡是一个“烫手山芋”，新生的马来联邦暂时也无法妥善解决华人问题和税收统一问题，最终在新加坡议员代表未到场的情况下，马来西亚联邦议会将新加坡开除出联邦，同时新加坡独立后，马来西亚还控制着新加坡的国防，直到新加坡请求各国介入，马来西亚才从新加坡撤军。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有主权、民主和独立的国家。

  新加坡在建国后寻求国际承认，于1965年9月21日加入联合国，同年10月新加坡加入英联邦，1967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共同签署《东南亚国家联盟宣言》。

  上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还是一个贫穷且面临无数困难的国家。因为土地匮乏，农业落后，可耕地仅有2000公顷且土质极差，没有一点矿产资源，住房短缺，新加坡经不起任何天灾人祸。1961年的居民区火灾，导致大批民众失去家园。当时的社会失业率高达12%，种族之间关系紧张，冲突矛盾时有爆发。

  首先，首任总督莱佛士虽然是殖民者，但他为新加坡确立了自由贸易原则，使得新加坡成为东南亚知名的自由港。马六甲海峡的地理位置在整个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是从中亚和非洲地区运输油料资源的最便捷通道，堪称“海上生命线”。在英国殖民期间，借助地理位置和深水环境，新加坡一度变成全球第一大港，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物流中心。

  同时，这是良好的经济训练，让新加坡人拥有足够丰富的市场与贸易常识，并懂得尊重市场。同时，在整个19世纪，电报业与远洋货轮等新技术的普及，巩固了新加坡作为“印度洋-太平洋”十字路口的地位。若不是日本入侵带来的巨大破坏，新加坡不至于经历60年代的困难。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60和70年代，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遵循排华政策，对中国进行封锁。华人占主导的新加坡处于一个相当两难的境地：如果过分维护华人国民对中国的认同感，就会在东南亚走向被孤立，但是不维护华人国民，显然也不利于内部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李光耀选择了折中方案，推行多元化政策，尊重不同民族文化，同时在新加坡推行英语普及。

  正如《新加坡：不可思议的崛起》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海洋与人才是新加坡崛起的关键。也正是在这两个基础的保障下，新加坡利用地理优势，引进工业，发展外向型经济。

  新加坡独立后不久，越战爆发，东南亚成为大后方。利用这一历史机遇，新加坡开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逐渐引进发展出造船业、炼油业和电子工业，由此成为东南亚最大的造船基地之一和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此外，国际贸易和金融业也发展迅速，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和贸易中心之一。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仅仅是现代新加坡的第一笔积累，在成功积累资金后，新加坡坚持对外开放，吸纳外资和技术，在全球招商引资。同时建立大型工业园，作为招商引资的载体。帮助本土企业走出国门，拓展海外市场。

  1962年，新加坡建设裕廊工业园区，早期占地面积高达10万亩，接近本国1/10的领土面积。主导产业为造船、修船、石化、机械工程、一般制造业和现代物流等，到1968年时已有3500家企业，提供17万个就业岗位。

  新加坡的招商力度极其惊人，1968年10月美国德州仪器开始在新加坡投资，紧接着是国民半导体厂，后来德州仪器的竞争对手惠普公司也决定在新加坡投产，美国其他的电子公司也接踵而来。可以说，美国的跨国公司为新加坡奠定了高科技电子工业的基础。1972年，新加坡引进印度塔塔公司和本国合作，扩大机械制造业；1973年引进德国禄来公司发展光机产业；1975年引进荷兰飞利浦公司发展电子产业，抓住了70年代电子行业快速地发展的机遇。1980-1990年间，新加坡又先后设立了菲利普斯新加坡石化公司等8家石化公司，石化产业集群初步形成。到90年代，裕廊岛工业区就成为仅次于美国休斯敦和荷兰鹿特丹的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1960年到1984年，新加坡GDP年均增速为9%，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新加坡及东南亚首家硅芯片制造厂在八十年代初期建成。苹果电脑公司也于1981年开始在新加坡生产个人电脑，1982年光盘驱动器开始生产，到1985年已经有超过150家跨国公司在新加坡从事电子或电脑配件生产。

  即使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进出口贸易受西方经济影响，四周的国家加速发展，使得新加坡原有优势消失，新加坡政府仍可做到审时度势，推动“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就是“经济重组战略”。通过鼓励科研、发展高科技工业、加强教育培训、修改工资政策一系列措施，大举高科技工业。

  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使得新加坡一度遭遇负增长，但2002年后，新加坡开启又一轮经济大转型。以本国为圆心，以7小时飞行距离为半径，制定“7小时经济圈”的发展的策略。它最先提出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概念，也获得世界广泛认同。202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新加坡连续第二年排名第一，成为全世界最具竞争力经济体。

  60年代的新加坡，决定不再走进口替代之路，转而走出口导向型道路时，迅速做出一个惊人决策：一夜之间取消所有关税。

  这个决定让新加坡一举融入全球市场，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急需新投资场域的西方资本迅速涌入，使得新加坡成为投资天堂，短短五年贸易总额就暴涨五倍。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被誉为公务员中的传奇，这个仅有几名公务员的部门，在十年间让新加坡的失业率从10%降到3%，他们的招商引资和市场引导，让新加坡诞生了众多一流企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一直困扰新加坡的住房问题，也得到了迅速解决。李光耀倡导“居者有其屋”，新加坡政府建造房子，然后以极低价格卖给国内民众，确保低收入群体也能有属于自身个人的房子。政府还会赠送公民基本的家具，满足国民的基本居住需求。目前，新加坡有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公民居住在政府建造的房子里，是世界上人均拥房率最高的国家。当时，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在十几年间建成大批现代化组屋，人们只需花费20%的家庭月收入就可以贷款供房。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政府甚至向组屋屋主提供第二次乃至第三次补贴抵押贷款，让大家有能力换更大的房子。

  即使面临困境，新加坡也努力解决了难题。最大的困难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英国驻军从新加坡基地撤走，原先服务于这个庞大基地的新加坡人随即失业，基地所带动的周边消费、房地产业也重新归零。最可怕的是，这部分人口居然占了新加坡总人口的16%！但凭借着制造业的发展，就业难题迅速解决。

  新加坡是亚洲英语最好的国家之一，之所以普及英语，是出于实用主义考虑，为了更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李光耀曾说：

  “我们吸引大批半导体厂商来新加坡设厂，使新加坡成为生产电脑和电脑周边产品的大规模中心，这些跨国厂商来自日本和欧洲各国，他们都讲英语，所以受华文教育者吃亏了，而因担任较低的职位与领取较少的工资，他们都很不满意。”

  因此，英语成为新加坡第一语言，对于新加坡人的国际交往沟通和吸收以英语为主导的国际先进知识和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新加坡的教育水平举世闻名。目前，新加坡将近30%的高中毕业生能进入公立大学学习，比例基本与多数最发达国家相近。其余的也大多可以升入新加坡的5所理工学院和三所工艺教育学院。新加坡的大学教育完全融入了英语世界，绝大多数本科生都有出国交换学习半年的机会。

  数据显示，新加坡每年在教育行业的投入占GDP比重的3％-4％。2015年的全球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调查显示，新加坡学生的阅读及数理能力均居全球榜首，同年颁布的《全球规模最大基础教育排名》中，新加坡位排名全球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教育崇尚公平，全靠分数，不管学生的父母是官员还是富豪，不管家里有什么背景，统一按分数录取。

  而在廉政方面，新加坡显然躲开了东南亚政治的腐败陷阱，建立了世界上罕见的廉洁官僚体系。公务员贪污定罪门槛极低，小罪重罚。

  但问题是，很多人提起新加坡的廉政，言必称“高薪养廉”，甚至认为“高薪养廉”就是给公务员高薪，真的是这回事吗？

  显然不是。1985年，李光耀提出要减少政治领导人和高级公务员与私营企业界高级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以降低腐败的刺激。1989年较大幅度提高工资。1994年实行部长和高级公务员年薪与6个私营企业界前4名高级人员的平均薪资挂钩的政策，部长和高级官员拿他们三分之二的薪水，并根据经济情况上下浮动。但是，真正拿百万新币以上高薪的人，大概只有三十人左右。

  同时，新加坡的廉政建设绝不仅仅是“高薪养廉”这么简单，而是一整套体系。首先，它给公务员高薪，但没有一点福利待遇，没有退休金，养老和医疗保险都要自己掏钱，公务用车更是没有，大家只能开自己的车或者选择公共交通。而且，如果一位部长在大选中落选，那么就跟政府彻底没关系，只能自己再找工作。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一直推行精英政治，广泛吸纳律师、医生、教授、会计师、企业家和银行家中的杰出人物进入政界。但问题是，所谓的“公务员高薪”，实际上往往要低于这些精英群体原先在本行业的收入，甚至低得多。所以，很多人以为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是公务员收入明显高于其他群体，完全是一个误解。精英群体放弃原有工作投身政界，非但不是为了高薪，反而是收入上的巨大牺牲。此外，与高薪养廉同步的是官员财产公开，即使李光耀本人也接受过民众的投诉。

  说实话，仅靠高薪是不可能养廉的，因为只要是人都有贪欲，历史上那么多贪官待遇很高，积累了几十辈子也花不完的巨额财富，却仍然不会停手，就说明高薪养廉是不靠谱的。新加坡主要是依靠的是制度，正是制度的约束，让人不敢腐败也无从腐败，才确保了廉洁高效。

  有人认为，新加坡并不符合威权主义的定义。因为它并没有真正限制政治多元化，也没有以“解决社会问题必须”为理由对体制进行合法性辩护，反而是一人一票的公平选举，但这种辩护并不充分。

  1974年，新加坡颁布《报业与印刷新闻业法》，收紧媒体的言论控制。当时，老牌报纸《南洋商报》认为新加坡政府推行英语普及教育，淡化中文教育的政策不合理，提出批评后引发社会大讨论。新加坡政府则以“煽动华人种族意识”、危害新加坡社会稳定为由，对这家报纸的四名高管实行限制人身自由的严厉处罚。类似事情在新加坡并不少见，新加坡政府将言论牢牢控制在自己允许的范围内。

  2009年的《公共秩序法》，更是规定凡是一人以上的任何聚会和集会，只要其目的是“支持或反对任何个人、组织或政府的意见或行动”，就必须事先获得警察的许可。这一法案遭遇了相当猛烈的抨击。更重要的是，每次大选之前，新加坡政府都会根据《内部安全法》剥夺一些人士的人身自由，通过渲染社会不稳定因素，将政府本身“塑造为唯一有效的超验力量”。

  在李光耀执政的大多数时期，人们私下评论政治都非常小心，更不敢触及李光耀本人。这种谨小慎微的恐惧感，显然是基于威权主义的压制。

  这一切显然跟李光耀的思路有关，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作为一个政治家，实用主义当然是很管用的，不过我对实用主义者的反感，主要是基于一点：因为过度强调实用，所以难免功利，会动辄将利益置于个人权利之上，常常会“不顾一切代价”式的牺牲任何“挡路”的人。

  在发达国家中，新加坡是极少见的反福利国家。它从未选择西欧式的福利社会制度，而是将福利视为懒惰和浪费的代名词。在新加坡，老年人只能寄望于从子女处得到赡养救济，而不是政府。也正因此，退休的父母还可以起诉不尽赡养义务的子女，政府可以不管不顾。在福利国家看来，这不但不可思议，而且完全践踏了个人权利，忽视了政府义务。但对于李光耀来说，这个选择就是出于实用主义，而非人道主义。

  虽然新加坡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在经济上积极融入全球社会，但在国内遵循的仍然是东方式的传统价值观。它崇尚儒家思想，认为父母就应该对孩子严加管教，晚辈质疑长辈是不懂礼教的表现。这种观念的目的是政治管理，即将国民孩童化，将政府置于“家长”的角色，对国民进行管教。这样的君臣父子观，也是我最为反感的。

  李光耀的思路让新加坡崛起，但也让新加坡在崛起后遭遇瓶颈。《新加坡：不可思议的崛起》中写道：“指定的道德体系赞扬社会纪律及克勤克俭的精神，强调处事态度要务实而具针对性：保持健康、健身、减去多余体重。精简、干净、准时和有礼貌是理想的状态。开车时要文明；出席婚宴时不要迟到。纪律与文明程度被画上等号。李光耀早前曾说过，‘我们的生活里如果能有多一些优雅的仪态，将会让我们这个吃苦耐劳的社会更精致’。或许就和李光耀本人一样，新加坡的理想是创造一个‘现代’而又‘具亚洲特色’的文化。”对儒家思想的推崇，长辈（上级）对晚辈（下级）的“管教”，使得新加坡人规矩有余，创新不足，缺乏奇思妙想。也正因此，近年来的新加坡政府极力营造活泼氛围，希望能改变刻板形象。

  同时，因为在富裕的社会中长大，崇尚现代文明，尊重个体的独立和权利，新一代新加坡人慢慢地不能接受李光耀式的统治思维，也使得李光耀的后继者们开始寻求转变。

  不过，必须要说的是，新加坡做到了威权主义的极致。在威权主义之下，新加坡并未彻底走上现代的反面，并没有丢弃民生与公平。